会见总理尼赫鲁
抵达新德里后的次日，马哈希尊者给予一群原本为贱民的佛教徒祝福，尊者为他们所有人授八戒。早上九点半，尊者拜访外交部，在那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面。两人的对话如下：[145]
尼赫鲁：「尊者！您过去曾来过印度吗？若来过，您曾去哪些地方？」
尊者：「是的，我之前曾去过菩提伽耶、萨尔纳斯和拘尸那罗。我很满意这次的旅行，发现许多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的建筑，维修后都有很大的改善。我希望政府会继续投入更多的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改善。」
尼赫鲁：「尊者！由于印度政府有举办佛诞庆典的政策，我们是可能再做这类的改善的。」
尊者：「这样很好。依据佛教古老的传说，即将到来的佛灭后第两千五百年佛灭纪念，将是印度大陆佛教复兴的前兆。」
尼赫鲁：「如果佛制的生活规范和教导，能够更广为传播，我想那将对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也和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真的需要这样的教义。此种能带来内在心灵的和平与宁静的圣法，将能灭除、驱散人类日渐炽然的内在恶意与核弹的既存危险。」
尊者：（心情愉悦）「在这世间，贪、瞋、痴是一切争吵、冲突的根源。佛教的所有实践，都是为了去除或彻底摧毁一切的陋习、恶意与不公。我希望总理能够鼓励佛教事业的发展。」
尼赫鲁：「在这宇宙里，即使在佛世，既存在着努力过梵行生活的善男善女，也存在着带来许多麻烦、困扰，抱持相反思想、意见的人。我自己对佛法有最深的敬意与尊敬。然而，作为总理，[146]我不可能特别偏好任何宗教。无论如何，所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徒、佛教徒和国内其他的宗教人士，皆为了众人的福祉与利益而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我必须鼓励所有的宗教。至于弘扬佛法的工作，当然要由弘法团或像尊者这样的长老来做。」
尊者：（对印度总理心怀慈心）「祝福您幸福、快乐，也祝福您的国家昌盛兴隆。」
（参考：Personal History of Mahāsī Thera, page 237-238）
傍晚，尊者拜访被当作禅修中心使用的阿育王寺（Asoka Vihāra）。隔天早上，他应邀至奇提学校（Khit-Thit School），教导所有男女学生慈心禅修，并透过设身处地为人着想来长养悲心。同一天下午，尊者礼貌性地拜访印度总统波夏博士（Dr. Rajandara Prashad）。下午5:30在缅甸大使馆开示内观禅法。隔日，他应邀拜访印度副总统，并短暂晤谈。
向西方国家传播印度阿毗达摩，副总统克里希那博士（Dr. Saravepalli Radha Krishnan）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不仅写过两册名为《印度之见》（Indian Dassana）的书，还有其他许多关于「见」（dassana）的佛教书籍，也写过一本《乔达摩佛陀法句经》（英缅译本）。他消化吸收了许多巴利三藏的知识，然而，因为他是一位坚信印度教的学者，所以他的著作只是借着佛教教理，在重述《奥义书》的思想。换句话说，他本着他对《奥义书》的信仰在写作，[147]将佛陀的教导描述为《奥义书》本有信仰与概念的另一个版本。因为是以如此的理念来写作，他曾受到罗睺罗桑机奇（Rāhula Sankicci）猛烈的批评与驳斥。克里希那博士相当精明、敏锐，他和马哈希尊者谈的话题只在巴利三藏的内容，这是两人会有一致意见的部分。两人并没有互相讨论，可能是因为他知道马哈希尊者精通佛教教义与文献，所以就刻意避免佛教相关的讨论，因为如果他偶然提及佛教与奥义书的关系，他可能会遭遇马哈希尊者援引许多巴利文献与具体证据的严词否定，这些他当然不会喜欢听到。
马哈希尊者一行人，之后从新德里来到山崎（Sanchi），再从那里前往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在山崎，有一座塔很像缅甸沙该的高胡多塔（Kaunghumdaw）。阿姜塔石窟闻名国际，大石窟是由山中巨大的岩石所开凿而成的，这些山洞的内墙上，可以看到许多精致的雕刻与壁画。二十九个大石窟中，有一些石窟里，墙上的壁画仍保持得很好。[148]虽然不知道这些大石窟确切在什么时候开凿，不过依古代建筑师的猜测，开凿时间应是在公元二至七世纪之间。据说，曾有佛教僧众住在这些石窟中；而石窟的这些壁画和雕像，以史诗的形式，描写僧众与世间的生活，是上述佛教僧众的艺术作品，因为那时候大乘佛教已在印度取得长足的进展。原始的壁画，后来也被忠实地复印成书本或其他文件流传。阿姜塔的这些壁画已是举世闻名。[149]对缅甸人而言，有趣的是，在帕干（Pagan）许多寺里发现的壁画、绘画和阿姜塔的壁画、绘画很类似。马哈希尊者即曾提过，阿姜塔精美的壁画与绘图，譬如佛陀母亲摩耶夫人像，和帕干阿难寺墙壁内面的壁画、绘画，极为类似。
马哈希尊者一行人从阿姜塔来到孟买。在孟买佛教徒的请求下，马哈希尊者抵达后，立即前往摩诃菩提会（Mahā Bodhi Society）开示内观之法。所有与会大众对尊者的教导，莫不感到欢喜与满意。
马哈希尊者一行人从孟买继续旅行到马德拉斯（Madras），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停留期间，[150]他们趁闲暇时，参访离马德拉斯45英里远的坎奇普罗镇（Kanchipuram），这是著名的注释家觉音尊者（Buddhaghosa）、法护尊者（Dhammapāla）和《摄阿毗达摩义论》的作者阿那律陀（Anuruddha）曾经居住的地方。第一位佛教注释家觉音尊者等的诸位有名人士，曾经居住于此，可知此地在过去必定非常繁荣，有着高度兴盛的佛教。然而，现在佛教的踪迹已完全消失，只有宏伟庄严的印度湿婆神庙伫立着。这是多么悲伤的景象。但是尊者等人必须以思惟无常的智慧之眼来看待这些，藉此找到一些慰藉。在马德拉斯停留三天后，他们继续搭机前往锡兰。
整个印度的旅程中，尊者一行人因为有机会朝圣、有机会了解历史遗址常识和人民特质，所以感到很欢喜，同样地，他们也遇到印度婆罗门种姓带来的麻烦与干扰。他们的干扰是无效的，但是旅行计划所作的一些安排，往往就需要临时取消。这已造成一些麻烦和许多尴尬。这类干扰的原因，在于尊者一行人和印度最低下阶级的「不可触者」佛教徒，有往来的关系。
在印度，曾有极无意义且令人憎恶的种姓制度。婆罗门种姓的印度人，相信他们是最高贵的，而其余种姓是低下、可厌的。种姓制度区分四种姓：婆罗门、剎帝利、吠舍、首陀罗。其中，首陀罗的地位最低，被其他种姓的人视为卑下，只受雇于卑微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宗教是印度教，但他们不得聆听吠陀经典，有许多的限制阻止他们聆听吠陀典籍。除了四种姓之外，还有一种比首陀罗更低的阶级，[151]是一类名为「不可触者」的贱民。印度人相信，高种姓的婆罗门若碰触到任何「不可触者」，会被他们「污染」。如果事情发生在他前往其他地方的路上，被碰触到的人应该迅速回家、洗浴、净身，不再继续其行程。总之，尽管「不可触者」是人，却被剥夺了身为人类的权利。他们不准从其他种姓者使用的井提取井水。如果他们想要水，就必须在水井旁等待，当有高阶种姓者来，他们须跪下或者谦逊地恳求那人为他取一些井水，倒入他们的水壶。
如果他们幸运地找到一些仁心的婆罗门，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水。但是，如果遇到保守冷酷的婆罗门，他们甚至可能被责骂、咆哮、驱赶。他们是如此的受到践踏。伟大的印度领导人圣雄甘地（Mahama Gandhi）曾为「不可触者」争取权利。同样地，尼赫鲁总理和其他有智之士也不认同种姓制度。因此，在印度独立之前，他们已非常努力地在废除婆罗门特权阶级、婆罗门对其他印度人的非人道对待。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依法授权司法行政当局惩罚违反规定者，阻止其在将来继续这种社会陋习。但是，因为这不公平的种姓制度已根深柢固有数千年之久，已成为难以救治的疾病，无法轻易地从其国人心中根除。
有一个人积极对抗这不公平的压迫，协助推翻种姓制度，是名为安贝卡博士（Dr. B.R. Ambedekar）的「不可触者」[152]。安贝卡在印度完成基础教育后，到美国与英国留学，获得文学博士和法学博士。后来，他回到印度促进不可触者的教育，也数次尝试去除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阶级藩篱。印度独立后，他成为印度政府的司法部长，并起草印度宪法。印度宪法第三章「基本权利」第十五条之一、二明订，不应由于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等而歧视国民。这宪法在国会掌声中无异议地通过。
安贝卡博士似乎对印度教极为不满。印度教给予婆罗门完全优势的社经地位，立下歧视他人的合理性。因此，他和他数百万的追随者，皆改变信仰成为佛教徒，公开信仰不对任何人、任何种族、阶级、性别、信仰等，横加限制的佛教。直到今日，仍有许多的低种姓印度人自愿进入佛教。
这些最近才改信佛教的低种姓者，听到马哈希尊者来到印度后，立刻特地来向马哈希尊者致敬、供养食物、聆听其说法并学习禅修。另一方面，高种姓的婆罗门，知道这些被他们压迫的人们成为佛教徒，感到很不高兴。因为国家法律已经制止种姓歧视[153]，高种姓的印度人不敢公然干扰。但是，铁路局的婆罗门站长，用尽方法企图破坏低种姓印度人接待马哈希尊者的计划。马哈希尊者一行人是被安排搭乘火车的「特别车箱」旅行，火车站站长故意将这车箱连结下一班火车，而不是原先预定的班次。所以马哈希尊者一行人会较晚抵达预定的目的地。就像这样，马哈希尊者遭遇三次障碍，一次在阿格拉（Agra）、一次从阿姜塔往布斯（Busit）、一次是往孟买的路上。这样的变动，延误了行程，使得斋僧的安排脱序，但是集会说法并未受到影响。在往阿格拉的路上受到上述方式干扰后，马哈希尊者在布斯说法时，为听众引经据典，足足说法两个小时，他提到：依据佛陀的教导，并没有创造人类、众生的创造者；人也不因种姓或出生而变得高贵，更不会因出生低下而变得卑贱。高贵或低贱、贫穷或富贵，只会导因于个人过去的善、恶行为。尊者强调依据佛陀的教导，高贵或卑下，是过去业，即过去善行或恶行的结果，不是因为种姓。所有的听众皆热烈地鼓掌认同。
前面已描述一些尽可能干扰低种姓佛教徒的顽固婆罗门。因为他们所做的干扰是在他们权责所及，被侵犯的一方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154]情况是如此，被侵犯的一方应不怀瞋恚而长养宽容的精神，并将这事当作只是不幸的事件，将那些人当作只是「恶作剧者」或「坏人」。这些人也许会因为能够得逞而多少感到高兴，但是这样的扰乱，只会加深受压迫的低种姓人们已受伤的恨意，因此他们暂时享受的表面快乐，显然和逐渐深化并揪住这些可怜人内心的恨意，无法等量齐观。长期而言，这种心态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祈愿这种不公的人为教条与阶级区分，在印度彻底消失，也祈愿那邪恶、不合理且可憎的种姓制度，在印度大陆完全被废除。
锡兰之旅
如之前所说，马哈希尊者出国的主要目的是前往锡兰，他在印度旅游只是顺路的附带行程。在缅历一三二○年十月（Pyatho）的第六个月亏日（公元1958年1月），一行人从马德拉斯飞往锡兰。晚上七点抵达科伦坡机场，七点半莅临马卡锡禅修中心。
马卡锡禅修中心（McCarthy Centre）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是锡兰的马哈希禅修中心总部，称为“Bhāvanāmadrechatthana”，巴利是“Bhāvanāmajjhaṭṭhāna”〔修行中心〕。在苏迦塔西亚多三人初次来到锡兰弘法时，由于没有合适的禅修中心总部，所以内观教法的种子还无法广为传播。为了能更广弘内观之教，兰卡内观弘法会（Lanka Vipassanā Propagation Society）建立了马卡锡总部（McCarthy Centre）。西亚多们这次的到访，便是为了启用这马卡锡禅修中心，并留下三位业处阿阇黎执行弘法任务。[155]马哈希尊者和苏迦塔西亚多抵达禅修中心总部时，男女众禅修学员皆出来致敬。人群中，禅修者的人数约有两百人。见到大众端身正坐宁静而安详，正适合马哈希尊者给予开示，因为有位懂缅语的锡兰比丘在场，尊者于是向大众开示约一小时多，并由那位比丘翻译。第二天，他们在妮珊卡女士家阅读佛典。
星期日，十月（Pyatho）的第九个月亏日（1月），禅修中心举行开幕典礼。在典礼上，由不同宗派的西亚多们个别致词。之后，由世界佛教会主席邬强屯法官（U Chan Htoon）以及锡兰总理班德奈卡（Bandernaike）致词。然后，在马哈希尊者与苏迦塔西亚多分别以巴利语简短致词后，典礼便结束。[156]
禅修中心总部虽然已经启用，但是对禅修者的教导、照顾等事宜，还未筹备妥善，因此禅修者只能白天来禅修。中心的开幕典礼完成后，马哈希尊者拜访几处佛教圣地，也在路过的许多禅修中心说法开示。从十月第十二个月亏日起，马哈希尊者开始在马卡锡禅修中心讲说内观念处禅法。每天从下午四点半至六点，开示约一个半小时，由在家居士阿利亚拉塔那老师担任翻译。开示结束后，听众必须禅修十五分钟。前来闻法的禅修者人数，每天约有三百至四百人。
十月（Pyatho）第五个月亏日（1月），马哈希尊者一行人外出朝圣。那时候的锡兰，国家虽小却很可爱、宁静、令人愉悦，整个岛的路况很好，几乎没有崎曲不平的道路。未曾听过内战，也罕见有小偷、强盗，没有可担心害怕之事，小型巴士和出租车也很普及，可以安心快乐地随意朝圣或旅游。在安排马哈希尊者一行人的参访行程时，有车的在家居士便会提供载运，所以外出朝圣时都是搭车前往。
早上七点离开科伦坡，尊者一行人来到科伦坡东北方158英里处的古城波罗那鲁瓦（Pawlawnaruwa），这是锡兰历史上第一位国王帕雷卡马巴忽（Parekkama Bahu）的首都。他是史上非常杰出的人物，宏伟的皇宫就建在当时名为波拉提城（Polatthinagara）的地方。虽然这地方对一般不熟悉巴利文献的人而言，只是普通的古地名，[157]但是，对于像马哈希尊者这类熟悉巴利文献的人而言，它格外有意义。
锡兰从阿耨罗陀城（Anuradhapura）时期开始，冲突的佛教思想观念便已出现，导致锡兰佛教分成三个学派：大寺派（Mahā Vihāra Vāthi）、无畏山寺派（Abayagiri Vāthi）和祇陀林住派（Jetāvanavasi）。就是在这时，帕雷卡马巴忽国王决定并努力让这三个不同的学派融合为一派。于是，在波拉提城，帕雷卡马巴忽国王将这三个不同的派别，适切地整合为一个学派，称为“Nikayattayā Samaggi”。（十二世纪末，）曾有许多博学的长老住在这里，包括律藏疏钞《阐明心义疏》（Saratthadīpanī-ṭīkā）的作者舍利弗（Sāriputta）、他的一位弟子善吉祥（Sumaṅgalasāmi，著名疏钞的编者）、另一位弟子僧护（Saṅgharakkhita，是《关联思惟》（Sambandhacintā）、《小学》（Khuddhasikkhā）等著作的编者）、另一位弟子佛龙（Buddhanāga，为《度疑新疏》（Kandhā New Ṭīkā）的编者）、文法学家目犍连（Moggallāna，《巴利同义语字典》（Abhidhanapadīpikā）的编者）等等。马哈希尊者告诉他同行的弟子们，这些完成于波拉提城的著名佛典，都是比丘们赖以学习的基本佛典。承自这些长老恩惠的自己，也多次向这些具稀有才智的长老致敬，感谢他们对佛教的贡献。虽然某地在某时可能极为兴盛、繁荣，但由于「诸行无常」的结果，也终会衰亡湮灭，顶多徒留萧条颓败的断垣残壁。尊者谨记在心，这种人为的事物就像一切有为法受制于自然的法则，必将历经变化、衰败终至灭亡的过程。
之后，晚上六点离开波拉提城，[158]他们来到63英里外的阿耨罗陀（Anuradha），抵达时间约下午八点。阿耨罗陀城是锡兰史上最古老的城市，作为首都的时间超过1,200年，若依据《大史》的记载，班度卡巴亚王（Pandukabaya）在（佛历）107年成为国王时，曾于此兴建首都，如此看来，这座城市的寿命超过2,400年。在锡兰佛教史上，它被视为伟大的城市。当摩希陀（Mahinda或拼作Mahendra）来锡兰传教时，第一位改宗佛教的人便是住在这城里的天爱底沙王（Devananpiyatissa）。佛教即是从这座城市，传播到锡兰的其他地方。在上座部佛教里享有盛名的大寺，最初便是由摩希陀尊者所创建，后来成为上座部佛教的总部。当觉音尊者开始依据《大注》（Mahā Aṭṭhakathā）（这是摩希陀带来的注释书之锡兰文译本）编写新的注释书时，编写的工作也是在这座城市完成的。觉音在佛历909年编写的注释书，向来被视为是注解上座部三藏的权威性注释书，亦被尊崇为佛陀的教导。缅甸的僧人一直在研究这些书，第六次结集大会也诵出这些注释书。因此，不仅对锡兰人，对所有上座部佛教徒来说，阿耨罗陀城是个重要的地方。因此，马哈希尊者也到访这座城市。
在波拉提城有许多关于佛教的遗迹，可以让人深深思惟佛法的真理，然而在这里就只能找到几座佛塔。无论如何，阿耨罗陀城充满着可以一再缅怀的可敬之事，它仍是一个美丽别致且令人愉悦的景点。到达阿耨罗陀城，马哈希尊者一行人稍稍休息后[159]，即到都帕雍佛塔（Htūpayon Zedi）礼拜，供养蜡烛和香。都帕雍（或称都帕拉马“Thuparama”）是锡兰第一座佛塔。因为是在摩希陀的监督下所建造，也因为塔中供奉古代四位佛陀（燃灯佛等）的遗物，如腰带、滤水袋、水壶、佛陀的锁骨和其他资具等，故能激发人们难以描述的景仰之情。祥和之气充满整个佛塔圣地，欣喜遍满全身，整个身心感到畅然自适。因为是夜晚时分，四周极为静谧，除了马哈希尊者一行人外，见不到其他人。马哈希尊者在这佛塔圣地向众人说明这些事迹，以便让大家获得更多的功德。
隔日，他们到访著名的「大塔」（Mahā Zedi），其顶端可以看到缅甸捐赠的「钻球」（Sein-Bu）（球型的金属物，镀金，镶有钻石、珠宝）。此外，参访的地方还有僧伽密多长老尼（Saṅghamitta Therī）从菩提伽耶带回来的「达亲那塔卡」（Dakkhina-thakha）大菩提树[160]，以及无畏山寺、祇陀林寺、大寺和罗哈帕塔达（Lohapāthāda）的铜塔（Pyat-that）等地。
同日下午两点，他们到名为摩希陀山（Mahintale）的地方，这是位于阿耨罗陀城东方8英里的一座山丘，摩希陀尊者将此地作为其基地。这座山在巴利文献里称为“Cetyapabbata”、“Cetyagiri”或“Missakapabbata”，是摩希陀长老原本居住的地方。当初就是在这一座山，天爱底沙王来猎鹿时，遇见摩希陀长老并归依为在家居士。于是，天爱底沙王于此处建立了安帕塔拉塔（Ampattala），安奉摩希陀尊者的遗物。从那时起，摩希陀山成为比丘们的隐居处。马哈希尊者一行人[161]也参拜了这圣地。此外，他们也拜访了时觉护长老（Kālabuddharakkhita Thera）驻锡、教学的地方。返回阿耨罗陀城的路上，马哈希尊者一行人顺道拜访位于「缅雷」（Myat-lay）花园的一座寺院，这地方在古代曾发生一段故事，值得特别一提。那时候，马哈底沙长老（Mahātissa Thera）住在那山丘。有一天，他到阿耨罗陀城乞食。在路上，他遇到了一幕情景：有一个女人和丈夫吵架后，梳妆打扮、笑盈盈地站在她家门前。路经此地的长老，瞥见那娇笑着的女人的牙齿，这使他心生厌恶，并了悟到骨头与色身的不净，即当下修习内观，经由四圣道最终证得阿罗汉果。
十一月（Tabodwe）第二个月盈日（2月）早上八点，尊者一行人离开阿耨罗陀前往康提（Kandy）。他们在名为阿乌卡那（Avukana）的地方用早餐。这里有一尊花岗岩雕成的立佛，高约三十尺，据说这是波罗那鲁瓦（Polonnaruwa）时期的雕刻作品。他们用早餐的地方就在该雕像的附近。[162]下午两点，他们来到名为单普拉（Dhampula）的地方，这里有座沿山壁挖掘的大石窟，在石窟里可见到许多的佛像。下午四点离开这个大石窟后，他们来到阿罗卡石窟（Arloka Cave），这是抄写记录佛典的地方。时间是傍晚五点，这阿罗卡石窟位于非常高的山坡上，历经开凿、整修。传说五百位阿罗汉当时曾住在这大山洞里，将所有的三藏佛典刻在贝叶上。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将来的比丘若欠缺正念与智慧，没有人能背诵巴利佛典，那么巴利三藏可能会成为绝响，因此[163]及时记录保存，才是明智之举。这些阿罗汉长老的远见与努力，带给我们的恩惠是无法计量的。佛陀教法得以在人间延续，不能不感怀于这些阿罗汉的恩惠。马哈希尊者一行人沉思着这些大长老的功德与恩泽，感念他们为求佛教长存兴隆所做的努力。
下午五点离开阿罗卡石窟后，他们在天黑前，约六点半来到位于肯迪的缅甸寺院。
隔天早上六点，弘法团成员礼拜肯迪的佛牙舍利。早餐由当地缅甸戒女供养。她们的尼寺是由缅甸戒女荳维恰利老尼师（Sayāgyi Daw Vicari）所创建。这位尼师在说法、教学上既博学又能言善道，有相当多的戒女弟子。与马哈希尊者同行的锡兰比丘卡沙帕（Bhikkhu Kassapa）和来自科伦坡的同伴，帮忙居中翻译。[164]他们在下午四点十五分一起离开肯迪，并在晚上八点抵达科伦坡的马卡锡禅修中心。十一月（Tabodwe）第四个月亏日（2月），马哈希尊者和他的弟子受锡兰在家居士邀请至坎都伯达（Kandubhoda）。当天，在集会开始后，锡兰的长老首先上场说法。因为时间不允许，马哈希尊者只作简短的开示，而且本来隔日要举行的活动取消后，整个集会便结束，曲终人散。
隔日从下午三点至五点，马哈希尊者开示四圣谛与禅修的关系，由阿利亚拉塔那老师担任翻译。因为这是一座禅修中心，有许多全力以赴的禅修者，在此教导佛法是令人振奋且鼓舞人心的事。
坎都伯达中心和缅甸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座中心靠近古代一位缅甸西亚多弘法驻锡的中心。佛历一九九○（缅历八○八、公元1446）年，缅甸阿瓦王朝（Ava Dynasty）都帕雍佛塔（Htūpayon）的捐赠者那罗波提王（Narapatigyi）在位时，一位有名的沙帕达长老（Sappada Thera）──也称作沙达马鸠提帕拉长老（Ashin Saddhamma Jotipala Thera），从缅甸来到锡兰。那时候，名为沙塔帕罗卡马巴（Satthaparakkamaba）的国王，住在锡兰岛的扎亚瓦达那城（Zayawaddana）。该城市位于现今科伦坡东南方名为寇铁（Ko Tay）的地方。[165]沙帕达长老得到国王的尊敬与护持，于是在该城市住了下来，教导锡兰比丘戒律和阿毗达摩。他也依据戒律无有过失地结了一处界场授戒，这界场仍伫立在坎都伯达不远之处。由此可知坎都伯达中心和缅甸的密切关系。所以，虽然说科伦坡马卡锡路的中心是禅修总部，但实际上，坎都伯达中心是目前锡兰最大最稳定且最有成就的禅修中心。
缅历十一月（Tabodwe）的第六个月亏日，坎都伯达僧团邀请马哈希尊者参访名为达那乌坎达（Danavukanda）的地方，并护送他前往。这个地方是由一对非常慷慨虔诚的夫妻所捐赠，土地上有大片椰子林，他们在这椰子林中建了许多建物，提供给僧俗二众禅修、住宿。夫妻两人也投入禅修并鼓励所有负责饮食的员工练习禅修。马哈希尊者在这地方停留两天教导他们。十一月的第八个月亏日，尊者前往一座名为龙园的森林寺院。这座位于茂密林地的森林闭关处，非常寂静、祥和，清彻沁凉的泉水从隐密难见的裂缝涌出，山景优美，令人愉悦。从此地出发，再往古卢梅格拉镇（Kurumegala）。在那里已有一群人聚集，热切等待着尊者的莅临，尊者以天界的三项备忘录为主题，开示内观禅法。法谈之后，尊者一行人即离开此处返回科伦坡，约于晚上七点到达马卡锡中心。
在十一月的第十个月亏日，马哈希尊者和他的弟子们受邀至底沙马哈拉马（Tissa Mahārama）。当天大约早上七点出发，十点多即到达格雷（Galle）。午餐由该镇一位施主迪萨那亚卡（Disanayaka）[166]在家里供僧。这位绅士的慷慨与虔信，无以形容。他建了一座森林寺院，且以个人的力量独自护持该寺院的所有禅修者。因为时间不够充裕，不能作较长的开示，所以只念诵「随喜法」（anumodāna dhamma）——即欢喜地表达谢意——以简短的祝福，祈愿这施主幸福快乐。
下午一点左右离开格雷后，他们约在下午三点来到马塔罗镇（Martara）。在这城镇，相当多的禅修者全聚在一所学校里，等待聆听开示。前来闻法的男、女二众，分坐两边，他们全都端庄地坐着，保持沉着、安详、宁静，没有交谈。马哈希尊者看见听众沉着的模样，回想起《出入息念经》（Anāpānāssatisutta）里的前言：
āraddhosmi, bhikkhave, imāya paṭipadāya; āraddhacittosmi, bhikkhave, imāya paṭipadāya. Tasmātiha, bhikkhave, bhiyyosomattāya vīriyaṃ ārabhatha appattassa pattiyā, anadhigatassa adhigamāya, asacchikatassa sacchikiriyāya.
诸比丘！我于此行道喜足。我心于此行道喜足！因此，诸比丘！为了达成未达成的，为了证得未证得的，为了作证未作证的，发起更多的精进吧！
因此，尊者以此为旨趣，开示内观禅法约一个小时。然后，于下午四点二十分离开马塔罗镇，约于七点到达摩竭陀村（Māgadha）的底沙马哈拉马寺。
底沙马哈拉马寺伫立在科伦坡东南方160英里多的位置。[167]要到达该地，需搭车往科伦坡南方沿着海岸走，待抵达格雷时再往东继续沿着海岸走，到达浑伯塔（Humbota）时再转向内地一点。旅程都在海岸线，底沙马哈拉马寺距离海岸只有六英里远。这座寺所在的摩竭陀村，不仅曾是喀卡乌那国王（King Karkavunna Tissa）的罗汉那国（Rohana）首都之所在，也是度塔格米你国王（King Dutthagāmini）出生的地方，当时名为「大村」（Mahāgāma）。在史上有名的小偷婆罗门底沙（Brahmana Tissa）遭遇危险时，它是一万两千僧人的住所。它也是注释家马哈比达长老（Mahābhida Thera）教导三藏的地方。曾经有一位名叫苏玛娜（Sumanā）的女子，出家为比丘尼并聆听《大念处经》之后，在此证得预流果。
底沙马哈拉马寺的寺内，有一座底沙塔，是由度塔格米你国王的父亲喀卡乌那底沙国王所立，外形很像沙该的高胡多塔（Kaunghumdaw）。底沙塔西北方位处有棵塔马格树（Tamaga，学名是「印度苦楝」），其叶子常被朝圣者拔来咀嚼。据说该树的树根盘屈交错地窜生在塔的下方，缠绕着塔所供奉的舍利盒。该树延伸到塔边的树枝，上头叶子的味道却是甜的。马哈希尊者走近那马格树，一位净人从树枝上摘了一叶给尊者[168]，尊者尝过后发现味道真的是甜的。寺院与塔所在的地方极为安静，让人感到愉悦适意。当时住在那里的锡兰西亚多，非常虔诚且慷慨，常提供寺里的食物给来到此地的朝圣者，招待大家、照顾大家。马哈希尊者至今仍然记得，并感谢锡兰西亚多对他们一群人的慷慨与热情接待。
隔日，他们护送马哈希尊者一行人到奇塔拉帕巴它（Cittalapabbata）。奇塔拉帕巴它是蓊郁森林中一座小山丘的名称。喀卡乌那底沙国王曾经在这座山丘上建造一座寺院，而瓦沙它国王（Vasata King）也曾在山上造塔。虽然在今日，已没有人住在这山上，不过，据说在过去，约有一万至两万的比丘曾住在这里。在古代，它是座以佛典研究闻名的森林寺院。其实它是游客罕至的寺院，所以，尊者一行人似乎是被特意带到这个遥远的地方。到达这地方的路径，是透过一条穿越茂密森林的林间道路，可见到鹿、猴、孔雀、水牛等野生动物徘徊在路途中，有时候也会看到野象在路上游走。这路况其实是难以行驶好车的，但是车主人非常好心，仍用他们的车子载送尊者一行人到那遥远的地方。抵达后，他们礼拜洞窟内的佛像，并缅怀古时在这洞窟里证得阿罗汉的人们。他们在下午两点半从奇塔拉帕巴它返回，并在下午四点抵达底沙马哈拉马。接着他们在晚间七点回到格雷镇附近的森林寺院。这座寺院的布施者是迪萨那亚卡（Disanayaka）居士，就是他提供车子，载送尊者一行人从格雷镇到那森林中的山丘一路往返。[169]
在那森林寺院度过一晚后，尊者一行人于隔天早上八点离开，并在十点抵达潘那度罗镇（Panadura）。下午两点半，尊者在镇上的礼堂给予教诫开示（Ovadakathā），下午三点半离开，四点多回到科伦坡马卡锡中心。他们抵达不久，在五点半，尊者开始在中心教导念处禅法。马哈希尊者停留在科伦坡时，每天会在马卡锡中心或其他中心开示说法。他曾经说法开示的中心，包括明努温格达禅修中心（Minuwunghada Kammaṭṭhāna Centre）、科伦坡监狱和卡拉格拉禅修中心（Kalagala kammaṭṭhāṅa Centre），以及名为阿努拉维迦拉亚（Anulavijjalaya）纯粹供女众禅修的寺院。
十一月（Tabodwe）第三个月亏日（2月），尊者受邀前往巴兰苟达（Balanghoda）。巴兰苟达是位于科伦坡东南方约84英里的山中小站。这里不仅是锡兰长老阿难达迈垂亚（Ānanda Maitreya）的出生地，也是他驻锡的地方。这位长老曾在第六次结集大会开幕时赞扬缅甸佛教，因为他在亲身实践马哈希的念处禅修方法后，感到非常满意，所以他在他常住的寺院里也建立一座禅修中心。现在，马哈希尊者在这位长老的邀请下，来到这个地方。下午两点搭车离开科伦坡，约六点出头抵达巴兰苟达。马哈希尊者在这中心开示八圣道，晚上九点半离开后，隔天凌晨一点半才回到科伦坡马卡锡中心。可以说，路程很辛苦，在下午两点出门，隔天凌晨一点才回到中心，[170]前后花了将近十二个小时。这趟行程中几乎没有时间休息，从一地到另一地，下车然后上车，开示说法然后再出发，一路上坐在车子里。那天晚上，尊者几乎没有时间睡觉。不过，自古以来，以弘法为重的长老总是会历经无数的麻烦与辛苦，从这一事实来看，马哈希尊者反而极为快乐，因为他深感荣幸地得以拥有和过去西亚多相同的际遇。
马哈希尊者一行人返回缅甸的日子快速迫近了。这时，马哈希尊者正每天一次在科伦坡德国法使中心（Colombo German Dhammadūta Centre）和马卡锡中心（Mc Carthy Cetre），讲说内观禅法。十一月第十一个月亏日，马哈希尊者给予兰卡内观弘法会（Lanks Vipassanā Bhāvanā Society）的成员，关于「行之教法」的教示。
次日，即缅历一三二○年十一月的第十二个月亏日（1958年2月）下午两点，马哈希尊者以及要回缅甸的弟子等一行人，离开锡兰返回缅甸。苏迦塔法师、阿罗卡法师（Ashin Arloka）、班迪达法师三位业处阿阇黎，被留在锡兰弘扬内观禅法。尊者所有的弟子、锡兰的西亚多和许多兰卡内观弘法会的成员，都到科伦坡码头送行。接受在场所有人的致敬后，马哈希尊者坐上小汽艇前往毕比航运（Bibby Line Shipping Company）的远洋客轮停泊处。客轮在下午四点出航。时间已近日落，船逐渐驶离海岸，从船上远眺，依稀可见岸上蒙眬的灯火。科伦坡市位处锡兰岛西岸，因此，航向缅甸的船只，必须沿着西海岸航行，等到面对格雷镇时再航向东方，直到抵达马塔罗镇（Martara）[171]再往东北行驶。轮船整夜沿着锡兰岛海岸线航行，一直到隔天上午八点仍可看见海岸。约早晨九点时，海岸线和岸上的山形才开始慢慢模糊、消失在视野中，直到完全不见。从轮船驶离码头开始，马哈希尊者便望向依稀可见的岸上闪烁灯火，向锡兰岛所有居民散发慈心（mettā）。尊者特别对妮珊卡女士和兰卡内观弘法会的成员，发散他的慈心与祝福，并为内观禅法祈愿。尊者诚挚地祝愿内观教法兴盛，并散发慈心祝福留在锡兰的弟子能成功弘传内观禅法。
这趟锡兰之旅，并不是马哈希尊者首次拜访锡兰。缅历一三一四（公元1952）年，尊者曾为缅甸使团的成员，来锡兰沟通第六次结集的事宜。那一次，不像这次在锡兰作久停留，因为当时的到访只是为了第六次结集的召开。那一次也不像这次旅程，拜访许多地方。因为这一回到访的目的是弘传内观禅法，所以他停留在锡兰的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弘法期间，行程非常紧凑，每天排满参访和教学。为了增广阅历，尊者除了到许多禅修中心宣扬教法之外，也参访值得参访的圣地。由于在注疏和史料所载的，关于这些圣地的相关知识，尊者本就具备，如今能亲自到访，是很有意思的。实地莅临落实了书中所载，尊者能品味到二者的结合。这趟锡兰之旅对西亚多而言，可说获益匪浅。[172]
当然，尊者的锡兰之旅的目的，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一趟法施之旅。就上座部佛教及佛典而言，锡兰带给其他上座部国家许多恩泽。缅甸佛教至今所仰赖、所教导的注释书和疏钞，大多数就是来自锡兰。事实上，缅甸对锡兰也有法上的回馈。就巴利典籍而言，帕干的阿格旺沙长老（Ashin Aggavaṃsa）所撰、名为《法文导论》（Saddanīti）的巴利文法书，被认为是缅甸表示感谢与善意而回馈、赠与锡兰的礼物。同样地，锡兰的罗曼亚宗（Rāmanya Sect）和阿玛拉普拉宗（Amarapūra Sect）也都是缅甸回馈锡兰的礼物。然而，虽然缅甸和锡兰之间曾有佛典的交流回馈，至今却仍然没有业处禅法的互惠交流。来自锡兰的注释书等，包含许多关于业处禅法技巧的说明；缅甸的禅师，于是可依于得自锡兰注疏文献的方法与技巧，对业处禅法加以阐释。锡兰，在马哈希尊者弘扬内观教法之前，内观业处的禅修方法已近于灭迹，几乎没有禅师能够传授内观的实修课程。因此，马哈希尊者的贡献，填补了内观实修禅法这方面的缺口，确实是给予锡兰的珍贵法施。这法的布施正好很受欢迎。锡兰的人民热忱地接受这个法，正温柔地滋养它，使其成长茁壮乃至永不断灭。目前有超过一万位禅修者依据马哈希尊者的指导禅修，这显示锡兰人民很乐意接受马哈希尊者所指示的内观禅修技巧。
摩希陀长老曾努力让佛陀教法稳固地根植于锡兰岛。[173]多亏摩希陀，上座部佛教今日不仅在锡兰，也在缅甸、泰国和其他国家绽放光芒。不过，摩希陀长老深植于锡兰的佛法大树，在马哈希尊者出现之前，其内观教法的枝干已显露腐朽枯竭的模样。由于马哈希尊者和其弟子们努力推动内观，这内观的大树干才又获得滋养，展现出活力与元气。就像是不把摩希陀长老的名字记录在佛教史上，是不可能的事；同样的，不承认马哈希尊者在当代锡兰的内观教法史上，是破除幽暗的指引明灯，也是荒谬的。犹如摩希陀长老于弘传佛法上恪尽其职责，马哈希尊者也成功地履行其弘法的任务。
马哈希尊者离开锡兰时，显然是怀着喜悦与满足，犹如园丁知道自己种下的树已深深植根于土壤中，充满生气与活力。科伦坡和仰光隔海相距1,234英里，毕比号轮船需行驶五天四夜的航程。离开锡兰的第二天是十一月（Tabodwe）的月亏日，是比丘们的布萨日，马哈希尊者和同行的勃固禅修中心宾亮文沙西亚多（Sayādaw U Pyinnyāwuntha）共作「清净」（parisuddhi）仪轨，也就是，在布萨集会之前，自己保证无违犯可忏之戒，并得到对方的同意，而使自己清净无可责难。这是比丘们举行清净布萨的方式。两天后，缅历一三二○年十二月（Tabaung）第二个月盈日（公元1958年3月），马哈希尊者一行人终于回到仰光。
回到仰光教法禅修中心的住处时，在接见那些等候自己的僧俗弟子之前，马哈希尊者径往佛像座前虔敬地顶礼，[174]让自己感觉彷佛就在活生生的佛陀面前，将心全然投入三宝中。然后，尊者才对聚集在身边的大众说了一些话。当晚，尊者特别散发慈心，给予留在锡兰弘法的三位弟子、妮桑卡女士、兰卡内观会的成员和其他所有的禅修者。
藉由散发慈心给身在远地的众人，到锡兰弘扬内观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佛世时，佛陀曾经告诫最早初的六十位阿罗汉，以下列的教示派遣他们到各地弘法：
比丘们！旅行去吧，为了众人的利益，为了众人的安乐，为了悲悯世人；为了人、天的福祉、利益与安乐！不要两人走同一条路。比丘们！去教导初、中、末皆善，有义有文的法！宣扬完全圆满纯净的梵行！
经文的意思是，阿罗汉的旅行应该是去向所有众人宣扬正法，以便为众人带来利益与幸福。马哈希尊者这次到印度和锡兰的旅程[175]，顺应佛陀神圣的愿望，完全符合佛陀的教导与意志。因为这是成功的弘法旅程，堪可称作“Dhamma Vijaya Desacāri”（法胜之旅）。
印度尼西亚弘法之旅
缅历一三一五年十月、十一月（公元1953年1、2月）期间，在第六次结集召开之前，若到访仰光教法禅修中心，会看到一位像是马来西亚人的中年男子在禅修。这人肤色白皙光洁，威仪举止安详庄严，完全合乎一个认真修习内观的禅修者的身分。他穿着白色的上衣，与禅修中心的洁白十分搭配，所穿的裤子很像掸族传统裤子的样式。他长得像马来西亚人，但他是印度尼西亚人，在华人学校教书，名为温安（Mr. Boon Aun），是特地前来仰光跟随马哈希尊者修习禅修的。
印度尼西亚人来修习念处禅法，这似乎很奇特。因为如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印度尼西亚是伊斯兰教国家，在八千两百万人（公元1956年估算）的人口中，穆斯林是占了绝大多数。从印度尼西亚总统到政府基层官员，全部是穆斯林，信仰穆罕默德的宗教。因此，穆斯林国家的人来缅甸修习属于佛教的内观禅法，令人颇感讶异。[176]
然而，回顾印度尼西亚过去的历史，更令人感到讶异的是，这国家竟变成伊斯兰国家。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岛屿爪哇岛（Java），有座世界闻名、称为婆罗浮屠（Borobodour）的佛塔。它的高度133英尺，底部长、宽各是394英尺。这塔的基座是方形的，大小约等于雪达功金塔（Shwedagon）的基部，高度则相当于雪达功金塔覆钵型构造的钵缘圆框处。基部平台之上有四层，更往上还有三层，在第三层的中间，有一个铃形的塔。虽说它是塔，但不是很大，也不算高，形状像铃。整体高度只有雪达功大金塔的一半。第七层有504个佛龛，每座佛龛里有一尊人形大小的石雕佛像。在第四层的低处，有内、外墙，[177]雕满五百五十本生（佛陀前世）故事的浮雕。从乔达摩为菩萨时到他成道之后的生活，描绘这些故事的雕像，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佛教雕刻、气势恢弘的建筑艺术。从巨塔的这些雕刻主题来看，可以想象佛陀教法过去在印度尼西亚曾经多么兴盛。就这事，马哈希尊者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论及弘法一事时这么说：[178]
「在婆罗浮屠的历史上，曾有人这么说：『这巨塔建于公元八世纪，完成于公元755年。目前不能确切知道是谁兴建了这巨塔。这塔规模宏伟，以许多大石砌成，动用庞大的人力搬移、修建，塔中嵌入许多描绘本生故事的人像雕刻。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建造这座塔的人，一定是统治印度尼西亚、权倾一时的国王。然而，无论国王多么有权力，如此规模恢宏的巨塔，若没有国内人民的护持与支持，不可能成功完成。似乎整个爪哇岛的居民在那时期都是佛教徒。』」（回忆录，46-47页）
考虑到这巨塔的存在和其他重要的事迹，可以认为，在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期间，佛教在印度尼西亚曾经兴盛一时。
印度尼西亚不仅有婆罗浮屠，也可找到婆罗门文化的古代建物。直到今日，仍有人们信奉印度教（毗湿奴教），巴里岛尤其如此。因此可以推知，婆罗门教也曾在古代印度尼西亚兴盛过。
即使在公元13世纪，是印度教兴盛的时期，但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西岸的穆斯林商人也到达了印度尼西亚，从那时起，伊斯兰教获得大众的尊崇信仰，并得到压倒性的力量，一直到今日。
并不是说今日的印度尼西亚，没有佛教存在。依据胜护法师（Jinarakkhita，即温安先生）在第六次结集大会开幕式的报告，在印度尼西亚那时据说约有两千一百万位佛教徒，不过这些佛教徒都属于大乘佛教或说北传佛教，几乎没有任何上座部的佛教徒。因此，温安先生会来到教法禅修中心，投入上座部佛教的禅修实践，这事本身可谓相当特别。[180]
温安依照马哈希尊者与上智西亚多（Sayādaw U Nyanuttara）的指导，精勤地禅修，很快便到达某阶段的观智，这使他能够透过比较自身经验与理论知识，而了解、评估自己在法上亲证的程度。在缅历十二月的第三个月盈日（4月），马哈希尊者为温安先生完整地讲说内观的进程。
温安对佛陀的法生起极大的热忱，于是决定进入僧团。在缅历一三一五年十二月的第十五个月亏日（公元1954年4月5日），他在仰光教法禅修中心受具足戒，马哈希尊者为首的西亚多们正式允许温安加入僧团，当时，邬对爵士及夫人担任他的护持人。他的禅修老师马哈希尊者，担任授戒仪式中的戒师。
新出家的印度尼西亚比丘被命名为“Jinarakkhita”，意思是值得胜者佛陀照顾保护的人。正是如此。只有在佛陀的祝福与诸天的护持下，胜护法师才能够如他所愿，致力于将上座部佛教根植于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
如之前所说，温安以比丘身分参加第六次结集大会的开幕仪式。在马哈希尊者的监督下努力学习佛教教理一年多后，胜护法师回到他的祖国，印度尼西亚。
当初离开印度尼西亚时，胜护法师是名为温安的在家居士。[181]但是，回国时，穿着比丘棕黄色的僧袍，他发现在自己的故乡要披一天僧袍都困难重重。几乎没人知道「上座部」（Theravāda）的名称，且统治阶层多为穆斯林，在这样的国家，他要到哪里找一个佛教的寺院？胜护法师已受持比丘戒律，他不可能和在家居士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此，他暂住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锡兰的寺院，偶而才回到印度尼西亚向相识的人教导佛法。如此不懈地精进努力弘扬佛法五年后，他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两座寺院，并让六百人转而归依佛、法、僧三宝并持守五戒。在这些人中，有终身受持八戒的人，也有修习奢摩他或内观的人，当然，也有对佛教产生兴趣，但仍未接受佛教信仰的人。此外，也出现一些弘扬佛教的宗教组织，以及想要加入僧团当比丘的人。如此之时，胜护法师领导的几个印度尼西亚佛教会，便筹划邀请五个上座部佛教国家，即锡兰、缅甸、泰国、寮国和柬埔寨的法师来到印度尼西亚传戒弘法。
这些印度尼西亚佛教会共同透过印度尼西亚的缅甸大使馆，向缅甸佛教会提出邀请信函，希望派遣缅甸弘法团到印度尼西亚。佛教会在讨论后，认为胜护法师的戒师马哈希尊者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请求尊者代表缅甸，到访印度尼西亚弘扬佛法。尊者思考了这件事[182]，当时认为，虽然他不能用外国语教导佛法，但是，他是胜护法师的老师，如果他能亲自去鼓励佛法的弘传，印度尼西亚会因此而得到利益。于是，他接受了佛教会的提议，随后前往印度尼西亚弘法。
虽然缅甸为此事仅派马哈希尊者一人作为代表，但其他的国家都不只派遣一人。如此，包含马哈希尊者在内的十四位上座部比丘，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Djakarta）。一千年来，首度有这么多的上座部佛教比丘聚集在印度尼西亚，这是非凡的历史大事，应记在这岛国的历史上。这些上座部比丘包括马哈希尊者，一行人到访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城镇村落，他们也参访了世界闻名的婆罗浮屠（Borobudhur）。除了爪哇岛外，行程也包括马都拉岛（Madura Island）和巴里岛（Bali），西亚多们也在这些地方说法开示、宣扬佛教。他们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向他们提出五花八门关于佛教的问题。
可以说，这群上座部弘法团在此为佛教利益所做的最大贡献，是为授戒界场（sīma）结界，以便将来供出家与受具足戒仪式使用。
天爱底沙王（Devanampiya-tissa）成为佛教徒后，将马哈梅格文林园（Mahā Megawun）捐赠给摩希陀长老。在那时候，皇后阿努拉（Anula Devi）和五百位侍女已证得不还果（Anāgāmi）位。许多的男众信徒也在听闻摩希陀的教法后证得预流果（sotāpanna）。后来，国王恭敬地问摩希陀长老：「尊者！佛陀的教法已安住于锡兰了吗？」[183]对此，摩希陀法师回答：「只有在以羯磨语为界场结界后，佛陀教法才会安立。」可知，即使有许多居士证得圣果，但他们无法令佛法久住，佛法久住的工作只能由比丘来成就。要成为比丘，应该要有授戒的界场，才能进行羯磨语的程序。因此，建立一个界场是非常重要的事，这是摩希陀长老所要表达的。依据摩希陀长老的这个答复，我们要记住，无论在任何国家，若没有界场，佛教就不会久住。如此，马哈希尊者一行人为印度尼西亚首次建立一个界场。缅历一三二一年二月（Kason）第十三个月亏日（公元1959年5月19日），界场被建立在名为佛胜寺（Buddha Jayanti Vihāra）的地方，离山马利子镇（Samaritz Town）11英里，该镇又距离首都加尔各答228英里。依照摩希陀的教诫，佛教从那天开始扎根于印度尼西亚。
佛教在一个国家能久住与否，仰赖佛教自身能否培育一群当地的比丘。如果想要佛教在印度尼西亚久住，努力吸引印度尼西亚人出家为比丘，是很重要的。马哈希尊者一行人在这方面已达成他们的任务。缅历二月第一个月亏日（5月），尊者在他们建立的界场，为一位印度尼西亚籍的沙弥胜子法师（Jinaputta）授具足戒。紧接着在二月第十三个月亏日，到访巴里岛贝沙奇神庙后，他们为巴里岛的一位沙弥胜爱法师（Jinappiya）授具足戒。胜爱法师得具足戒的地方称为「村界场」（gama thein）而非「佛界场」（Buddha thein）。[184]也就是说，当一村所有的比丘能被集合于一处时，可以按羯磨语集体决意， 
同意一位沙弥进入僧团。巴里岛上希望成为沙弥的人，也可以在这个村界场出家。这些西亚多在印度尼西亚前后举办了三次出家仪式。第一次是二月第十一个月亏日，加尔各答舍利弗学校（Sāriputta School）的校长翁先生，被授与僧衣，正式出家。二月的月圆日，在沙马兰镇（Sarmara）布达伽耶寺（Buddhagaya），一位沙马兰的居士和另一位来自巴里岛的居士剃度出家，他们分别被给予胜喜（Jinānanda）和胜爱（Jinappiya）的法名。由于马哈希尊者最初的努力，以及之后众位上座部长老弘法的努力，当时印度尼西亚有两位比丘与三位沙弥，总共五位本地出家众的出现，为印度尼西亚增添了光彩。
马哈希尊者在缅历一三二一年二月的第八个月亏日（公元1959年5月14日）离开缅甸前往印度尼西亚。回到缅甸后，在三月（Nayon）的第十个月亏日（公元1959年6月30日）曾出过一本回忆录名为《印度尼西亚弘法之旅记事》。这本记事简短地描述他到印度尼西亚弘法的过程，虽然书中的序言提到，是梗概地「略述」，不过这本书其实也有185页，尺寸是皇冠八开本大小。在这本回忆录里，可以见到尊者写了一些关于印度尼西亚的趣事、他在旅程中的经历以及在当地的教学演说。接在开示后的问与答部分，通常都很有趣且值得注意。所教的法并不深，但是开示后信众所提出的问题却五花八门，包括「为何僧人是秃头？」等等，在这记事里详录了这些问答。这本记事，也透露出马哈希尊者是多么的谨严、审慎。[185]
如果想要详细了解马哈希尊者和其他上座部长老，如何在印度尼西亚弘传佛教，诚挚地请读者们去详读这本记事。扼要的说，马哈希尊者到访印度尼西亚不仅对佛陀教法有利益，也对印度尼西亚这国家有所帮助。吉祥邬翁明（Mangala U Aung Myint）在这本记事的导读中，即清楚提到为佛教与为印度尼西亚所带来的那些利益。总之，马哈希尊者的印度尼西亚弘法之旅，和锡兰法胜之旅一样，圆满成功。
泰国弘法
马哈希尊者之前曾出使泰国，鼓励泰国在佛历2500年共同庆祝佛诞。他未曾纯粹为弘法而到泰国。不过，泰国僧王维马拉达马（Wimaladhamma Sayādaw）请求派遣业处阿阇黎时，马哈希尊者应其请求，曾在缅历一三一四（公元1952）年派遣他的弟子阿沙巴西亚多（U Asabha）和助理禅师因陀旺沙法师（U Indavaṃsa）到泰国弘法。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马哈希尊者的念处内观禅法已在泰国广泛地流传。在缅历一三二五（公元1963）年之前，泰国境内已设有三百多座禅修中心，禅修者的人数与日俱增，已超过一百万人（较完整的描述可见《佛教摄益协会史》页132）。有关前往泰国弘法的事迹，如果阅读阿沙巴西亚多的传记，就会清楚了解所达到的成就。[186]
《清净道论大疏钞巴缅对译》
第一次佛典结集大会结束后，优波离尊者（Upāli）被五百位阿罗汉赋予教导弟子们律藏的任务。同样地，阿难尊者被分配教授《长部》的责任，而舍利弗尊者的一位亲弟子被赋予教导《中部》的任务（那时候，舍利弗尊者已入灭）。大迦叶尊者自己则负责教导《相应部》。阿那律尊者负责教导弟子《增支部》。这些安排，证明是卓越的先例，既令僧团保持警觉不忘失，也让三藏保持完整，为佛教带来长久的利益。
第一次结集的长老们，其先知灼见所立下的程序已成典范，受到第六次结集大会的导师暨僧伽会主席大国师马索彦西亚多长老（Abhidhaja Mahāratthaguru Masoyein Sayādaw- payāgyī）的高度重视。他敦请所有参与结集的西亚多们，在第六次结集大会结束后，分别传授三藏佛典，与第一次大会所采用的前例相合。
在这时，马哈希尊者负责在他的禅修中心教导五部佛典，即《清净道论》、《清净道论大疏钞》、《无碍解道》及其注释书，以及《弥兰陀王问经》。上述的佛典，因为直接涉及禅修和佛教教义的问题，如果好好学习消化过，对于可能生起的任何问题与诤议，不仅能给予肯定的决断，[187]也可以在禅修业处和世尊教义的问题上获得更殊胜且值得的经验。马哈希尊者承担这责任，他完全了解：这些佛典很重要，接受他的指导将成为未来业处阿阇黎的人，必然需要研读它们。
接受这任务后，马哈希尊者从缅历一三二二年十一月（Tabodwe）的第三个月盈日星期四（公元1960年2月）开始，每天用约一个半至两个小时的时间讲授《清净道论》和《清净道论大疏钞》。开讲时，会解释巴利的意思让弟子们了解，之后才提供巴缅对译（nissaya），以便弟子们能记下巴缅对译的原则。弟子们先记下意思，然后记下巴缅对译草稿，之后再用打字机打出巴利及其缅译，然后呈交给马哈希尊者。这草稿被一再地检查、简择、修订、更动，于编辑后再决定哪里需要插入注脚。之后，再次用打字机打出整洁的稿子。如此，《清净道论大疏钞巴缅对译》（Visuddhimagga Mahāṭīkā Nissaya）便形成，或说诞生了。缅历一三二二年十一月（Tabodwe）第三个月盈日（公元1960年2月）开始写的《清净道论大疏钞巴缅对译》，完成于缅历一三二八年十一月的第十四个月盈日（公元1966年2月）。前后历时六年，如果除去布萨日和其他西亚多外出不在总部的日子，教学的总日数接近830天。这详细过程在该书的结语中，特别被提到。
这本巴缅对译，在缅历一三二八（公元1966）年首次出版。草稿送印之前，反复地作了必要的修正。印刷厂送回来的校样也一再地被彻底检核，务使印刷之前必须作好所有必要的修正。《清净道论大疏钞》的巴利文本，共有两册。一册巴利的份量，作成巴缅对译时，篇幅将增至两册，[188]如此，《大疏钞》的巴缅对译总共四册。第一册在缅历一三二八（公元1966）年出版，第二、三册在缅历一三二九（公元1967）年出版，第四册则在缅历一三三○（公元1968）年出版。
《大疏钞巴缅对译》的种子
马哈希尊者并不是在接受马索彦西亚多长老所托付的任务之后，才开始熟悉《清净道论大疏钞》。他在谢昆村得比丘戒后，就在帕罗摩西亚多的指导下，开始研读《清净道论》。当他教导别人《清净道论》和《大疏钞》时，他早已学过且熟稔它们了。教导别人时，就《大疏钞》里〈见清净章〉的外道思想（samayantara）部分，他只说明能力所及的范围；至于，有关自性等（pakatiādi）、实体等（drabyādi）、命等（jīvādi）、身等（kāyādi），他则省略而未说明它们的意思，因为他尚未取得关于谈论外道思想（samayantaravāda）的原典，在这情形下，他去教导别人解释其意义，这解释会不如实，如果弟子们记下不如实的意思，这对他们没有好处。马哈希尊者自己曾这么说过。他住在毛淡棉陶威格雷寺的日子，他也一直没离开《清净道论》，因而对它很熟悉。咀嚼消化后，他能够指出困难文句之所在。（请参考他和阿巴亚拿马西亚多（Abayārāma Sayādaw）的相遇。）困难的部分特别是佛法（paramasamaya）与印度宗教理论的外道思想（samayantara）之比较。[189]这部分非常困难，只知道巴利佛典的人无法提出任何说明，即使有梵语的基础知识，也无法用文法、韵文（kosa）、诗学（kāvya）等知识来说明这些部分。这些难解的部分，唯有具备相关原典的充足知识，才能够加以说明。在缅甸，在印度哲学方面具备充足知识的西亚多，便是阿巴亚拿马西亚多。这位卓越多闻的西亚多曾在他的《新巴利同义词字典巴缅对译》（New Nissaya Abhidham）说明过一些印度哲学的理论。
然而，单以当时所得到的知识，仍不足以解开《清净道论大疏钞》里外道思想的相关问题。因此，马哈希尊者在讲说《清净道论》和《大疏钞》之时，他必须去寻找、详审主要的梵文典籍，以及参考以英语写作的关于印度哲学的宗教书籍，并作了一些比较研究。当他尽最大努力去了解整个印度哲学的主题之后，他才讲解外道思想的部分、才撰写其巴缅对译。在缅历一三二四（公元1962）年，这本包含外道思想部分的巴缅对译，以《清净道论大疏钞外教思想难处之巴缅对译》（Visuddhi Magga Mahāṭīkā SamayantaraPortion of Gaṇṭhi Nissaya）的书名出版。这本书的确是高水平的著作，内有丰富详实、排序适切的注脚解释，很符合「难处之巴缅对译」（gaṇṭhi-nissaya）的名称。出版之后，马哈希尊者接到许多表达赞叹与推崇的书信。从那时起，有些西亚多甚至请马哈希尊者为整部《大疏钞》撰写巴缅对译。在这本小册子问世后，马哈希尊者通达印度哲学理论的名声，变得显著起来。必须说，这本小册子提升了马哈希尊者的光荣与名声，[190] 事实上它是将发芽的小种子，是后来《清净道论大疏钞巴缅对译》的先驱。
古时的巴缅对译
马哈希尊者知道，古时就有学者西亚多写过《大疏钞》的巴缅对译。他也见过敏东王（King Mindon）时期，三藏图书馆馆员邬扬（U Yan）和校读官员奈妙达马久苏（Naymyo Dhamma Kyawthu）所编写的两捆大疏钞巴缅对译以及一本相关书籍。再者，在沙该的屋雀明焦西亚多（Wutchet Minkyaung Sayādaw）传记中也提到，这位西亚多在陶巴鲁西亚多（Taungbalu Sayādaw）的请求下，独自以膝为桌、以羽茎为笔，将内容刻写在贝叶上，如此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内观部分的巴缅对译。这位长老西亚多所写的巴缅对译，是包含三十个主题的第四册，完成于缅历一二五七年十一月第十三个月亏日（公元1895年2月）。这些巴缅对译都是贝叶形式，如今已很难找得到，努力去找的话，或许可以找到一小捆吧。不过，马哈希尊者似乎并不热衷于寻找这些古代的译本。缺乏热忱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骄傲，应该是因为他觉得，那么做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事实上，《清净道论大疏钞》最困难的部分是和外道思想有关的部分，如果没有梵语的知识，或者，就算梵语相当好但不参考相关的书籍，也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解答或说明。没有迹象显示过去的长老们熟悉这些哲学典籍，因此，似乎马哈希尊者认为，去寻找那些旧作，和将付出的努力，并不相称[191]。有许多证据支持这样的想法。古时候的西亚多们大多仅精通巴利语，他们编写了所有巴利佛典的巴缅对译本。这些巴缅对译确实有着无价的贡献，使得缅甸在三藏、注释书、疏钞及其他佛典的知识，超越了其他的国家。巴缅对译对于学习佛典来说，有极大的帮助，在其他国家可能就没有和缅甸「巴缅对译」类似的典籍。（这便是为何马哈希尊者在讲《清净道论大疏钞》时曾说：波美西亚多长老（Prome Sayādawpayāgyī）所写的《清净道论巴缅对译》对佛教非常有帮助。）无论如何，缅甸西亚多因为未彻底学习梵语或说学得不够投入，因此，许多巴缅对译里牵涉到梵语的部分并不正确，文中会发现很多不一致和不规则处。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殊胜义注》（Aṭṭhasālini）（113页）开头处，有一句话：
Evaṃ dīpentena cānena ekasseva dhammassa uppatti paṭisedhitā hoti.
对此，《根本疏钞》（63页）解释说：
Pakativādīnaṃ mahato viya aṇuvādīnaṃ dviaṇukassa viya ca ekasseva.
针对《根本疏钞》的这句话，《根本疏钞巴缅对译》翻译了它的意思；至于《殊胜义注巴缅对译》，则仅就《殊胜义注》的巴利原文说明其意。然而，上述两本巴缅对译，皆未尝试传达“pakativādīnaṃ”的真正意思。“aṇuvādīnaṃ”仍然出现在《殊胜义注巴缅对译》中，这也许是手抄的失误。再者，“mahato”被理解为「许多教导」，和“ekassa”一字结合时，所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利益的许多」（many of the one benefit），可知这并不恰当，但西亚多们并未给予恰当的解释。事实上，从一开始“mahato”被解释为「许多」时，就已经有了缺陷。这句子在第六次结集版本中，只不过是一行多的字，这么短的句子，两本巴缅对译的作者所给的说明，却难以让人接受。事实上，这句子虽然短[192]，却涉及两种印度哲学理论：「胜论派见」（visesikādassana）和「数论派见」（sāṅkhyadassana），只有了解这两种理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简短的句子。如果读过《新巴利同义词字典巴缅对译》（Nissaya Abhidham）或《清净道论大疏钞巴缅对译》里相关的部分，这短句的意思自然会变得清楚、明白。
只要是和古典梵语有关的事（尤其是和印度宗教），古代的巴缅对译通常不可靠，因此，马哈希尊者不去寻求这些古代的巴缅对译本，而是从头至尾依靠他自己的才学撰写《大疏钞巴缅对译》。如果有人因为马哈希尊者未曾阅读古代大疏钞的巴缅对译，便心怀不悦和不满，这样的人也许可以去找出这些刻写在贝叶上的古代大疏钞巴缅对译本，阅读后再来作个比较研究。也许该稍微提醒一下，如果真想做这样的阅读、核对，那么请看看那极困难、涉及外道思想的部分。
巴缅对译的特质
《大疏钞巴缅对译》的第一册出版后，马哈希尊者将书赠送给许多精通教理的西亚多们。第二册出版时，也以同样的方式送出作为法的礼物。那些西亚多们表示赞许的书信文字，被收录在该书的跋文之中。赞许的信，来自帕歌谷（Pakokku）大维苏塔拉马寺（Mahā Visutarāma Monastery）的住持南迪亚长老（Ashin Nāndiya Thera），和《萨别坎大护卫经与巴缅对译》的编者萨别坎的瓦塞塔毗旺萨长老（Vasetthabhivaṃsa Thera）。[193]这两位西亚多是精通巴利三藏、注释书、疏钞及其他佛典的博学长老，在实际的教学经验上也极为资深。此书能受到如此杰出的西亚多们的称赞，证明这不是泛泛之作。即使未曾读过此书，光从侧面信息也足于认定这本《大疏钞巴缅对译》是一流的非凡作品。如果读过此书，那更会肯定其优异质量。
他的坚毅
马哈希尊者完全了解《清净道论》的重要性，因此他尽全力编写这本巴缅对译。《大疏钞》的文本，已经过第六次结集大会的认可，因此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大疏钞》文本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如果仔细审视的话，其实仍可发现一些疏失，譬如会发现，有些地方的巴利拼读并不理想，但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将字词的不同写法显示出来。因为尊者没有相关的文本，无法比较其他文本的拼读法，就此，他希望知道，这些值得推敲之处在锡兰文本中是怎么拼写的。于是，尊者记下所有他觉得有误的字词，然后写信给住在锡兰科伦坡大清净寺（Mahā Visudhārāma）的缅甸西亚多亮因达长老（Nyaneinda Thera），请求协助。在他信中，尊者请求多亮因达长老将这些疑点处与锡兰印刷本作核对，如果没有印刷本，便找原本的贝叶。亮因达西亚多尽他最大的能力，在克服许多困难后，拿到一些印刷本和贝叶本，相互核对后，将他的发现送回给马哈希尊者。
依据《大疏钞巴缅对译》前言所述，两人来往通信多达十次。马哈希尊者[194]之所以如此热切，是为了能尽量获得文句之原貌。虽然在锡兰可找到的，并非完全是原著，然而这已经有很大的帮助，让尊者可以比较、核对不同的文本、不同的用语。
再者，在《大疏钞》里有许多关于外道思想的字句。原本关于外道思想的哲学典籍，大多是采「条例」（sutta）的写作形式，用梵语写成。所谓「条例」（sutta），也就是像（巴利写的）巴利语文法书的「条例」（sutta）写法。如果在巴利文法书中，「条例」的意思模糊不清，就要参考「补释」（vutti）──即「条例」的解释。不过，这些哲学典籍不像文法书，通常而言它们没有「补释」（vutti）；即使有解释文字语言（bhāsā）的书以及其他种的书，但是说明的方式和「补释」不一样，主要是在处理困难的字、词，如此，要了解「条例」的真正意思，变得非常困难。马哈希尊者必须让自己达到精通的地步，能完全理解这些麻烦、难学的哲学典籍，因此，他需要研究这些以梵语和英语写成的书籍。有时候，为了要了解一个字的意思，他需读完一整个章节，以如此审慎的努力，才得出正确的诠解或了解其真正的意思。为了让此书更全面，尊者精益求精、不屈不挠地投入编写的工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本《大疏钞》可说是荣耀佛教的名师之作。具备了殊胜的特质，此书在佛教文献史上，已然占有一席卓越的地位。
该书的荣耀
《清净道论大疏钞巴缅对译》具备殊胜的特色。任何想要知道这些特色的人，建议他读完整本巴缅对译。[195]如果说，真要指出其中最非凡的特色，那么，关于外道思想的解释，是应该去了解的部分。进一步说，关于外道思想的字词用语，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的。而本书能清楚地解释这些字词，并依原典的用法加以详述，充分显露出本书含该博广的特质。
《清净道论大疏钞》的编者法护长老（Dhammapāla），是外道思想的专家，他在所有与外道思想相关的部分，都会提到来自外道思想的概念或引文。尤其是〈见清净章〉中称为「彼性」（tattva）的法，区分为四类：自性等（pakatiādi）、实体等（drabyādi）、命等（jīvādi）、身等（kāyādi），长老详细加以描述并从佛法的角度来审视它们，从而确定这些法可合宜地被包括在「概念法」（paññatti）和「名色法」（nāma-rūpa）之中，并非有什么特别真实之处。这些话对所有佛教徒而言，实有巨大的价值。然而，因为疏钞中常常出现不规则或错误的巴利语法，且因为包括了与外道思想相关的特定术语，使得大多数人无法掌握法护长老想要表达的要义；这很像是手中虽握有藏宝卷轴，却无法正确理解卷轴内那困惑人的指示。有些人已放弃希望，认为解开这些字词的真正意涵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哈希尊者广泛地以相关原典的用语来解释这些字、词的意思，犹如那指出宝藏所在地的卷轴已被彻底地解读。因此，在出版这巴缅对译后，人们才有机会得以知道上述模糊语句的真正意思。这些字、词是源自古印度哲学的产物。如今得知，与这些理论相关的典籍仍然存在。如果作者当初引经据典的用意，是要令他人充分了解，然而这作品却无法被理解时[196]，作者会感到多么的遗憾啊。就这外道思想部分而言，法护长老的情况就是如此。透过这巴缅对译的媒介，马哈希尊者解明了这部分，让所有人能够理解，如果原编撰者法护长老今日还健在的话，他会向马哈希尊者表达无限的谢意，他会以所能想到的最佳言语来赞叹马哈希尊者。同样的，可以肯定的是，对诠解这些字词感到困难的人们，如果读过这本巴缅对译，将会忍不住对马哈希尊者致上最高谢意。依于上述所说，其实便足以对这本巴缅对译作出正面的评价。其他值得赞扬的地方，可以见陶威吉（Taungdwingyi）的迦那卡毗旺萨（Janakabhivaṃsa）为这书所写的导论，以及此书的序言与结论。
虽然投入炽盛的努力、持久的毅力，以及怀着想成功地写出值得具聪慧圆智的圣者所赞许的对译本的热忱，马哈希尊者并不认为他自己的巴缅对译是完美无瑕的。如此思虑时，他请求其他有能力修改增补的有智之士，贡献他们的宝贵意见，让这本巴缅对译更加精确完美。作此诚挚的请求时，他以下列的偈颂为《清净道论大疏钞巴缅对译》作一个总结。如古代有智慧者所说的：「愈有成就的人愈是谦卑！」的确，这格言多么真实啊！
Ye ca sakkunkanti puretuṃ ūnathānāni ettha ce,
Tāni te paripūrantu, esā me abhiyācanā.
ca：让我说一些请求的话。
ye：有智慧的人
ce sakkunkanti：如果能够
ettha：针对此巴缅对译
puretuṃ：透过修正与增补
ūnathānāni：填满其欠缺之处，使变得更精确完整；[197]
te：愿有此能力的智者
tāni：无论发现缺少什么
paripūrantu：能够以其才智之光加以照明，予以增补，使一切精确、完整、完美，没有例外。
esā：这些话
me：是尽全力编写这深奥的巴缅对译的我；
abhiyācanā：为了弘扬佛教而谦逊提出的诚挚请求。
生命的问题
缅甸独立后，当代的知识分子对佛教教义有了更多的关注。他们对法产生了兴趣。依其兴趣的浓度，也使得他们对学法的热忱变得更加强烈，无论看到或知道佛法的任何观点，就开始运用他们所知的现代知识加以沉思、分析。
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邬明雪博士（Wunna Kyaw Htin Dr. Myint Swe）是其中一位。邬明雪是曼德勒著名医师邬山渠（U San Kyu）的儿子。和他父亲一样，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因为尊崇马哈希尊者且熟识邬对爵士（Sir U Thwin），他纯粹出于悲心与人道精神，为马哈希禅修中心里所有禅修者和业处阿阇黎提供免费医疗，让他们可以不必担心健康问题而全心求法禅修。
因为邬明雪是接受当代教育的医师，在学习检验佛法时，习惯从当代教育及医学观点，做出批判性的观察。用他的背景知识来批判分析时，他发现有许多问题是他想要更精确了解的。[198]
邬明雪对佛法有坚定的信仰，他相信人必会有来生。然而，若要体证法的真实本质，是需要不动的决定才有可能达成。他想要明确知道，死后生命之流如何继续，毕竟身心在所谓死时皆已止息消解。
事实上，他之前已请其他西亚多澄清这个问题。这些长老西亚多，依据《发趣论》的记述，为他描述缘起的方式、生命的起源和事物的因果关联。虽然长老西亚多们的回答，乃依据众生的本质来说，正确而无误，但他仍不完全满意，因为所用的佛法术语，对于受现代教育的人如邬明雪而言是陌生的，以至于无法真正理解。同样地，依据西方医学，许多疾病是由病菌引起，要预防或治疗这些病菌引起的疾病，医生必须使用可以杀死病菌的药物针剂。[199]就此，邬明雪想要清楚地知道，依据当代医学用这些药物针剂杀死带病的细菌时，医生是否犯了杀生戒（pāṇātipāta）。
再者，邬明雪急切地想确认并比较众生投生新一世的说法。一种说法是佛教所说在母亲子宫里怀胎，产生胚胎；另一种是现代医学所理解的导致怀孕的过程。依据当代生物学家的说法，妊娠四个月时，新生命变得显著（可存活），就此，他想要比较这理论和佛教所说的「在母亲子宫怀孕的剎那，称为“jīvita”的命根便同时生起」，并研究如何调合这两种看法。
邬明雪博士因此在理解佛教义理时，遭遇到困难、阻碍。从当代知识分子的观点看，这些教理非常有趣。邬明雪找不到一个人能够明确解释这些难题，让具备当代医学知识的人能够接受。他曾请问过精通佛教义理的居士和法师，并在每次遇到博学多闻者时就提出问题，但都没有获得令他满意的答复。很幸运地，有一天他遇到吉祥邬翁明（Mangala U Aung Myint），和他谈到这件事，在邬翁明的建议下，他有机会向马哈希尊者请教这些有待厘清的问题。
邬明雪医师以书面而非口头的方式，提出他的问题。他写下的问题包含他想要厘清的主题，[200]以及对他所问的问题而言很重要的医学概念。接受邬明雪的书面问题后，马哈希尊者也以书面回答。回答问题时，马哈希尊者先以这段话开场：「邬明雪的问题包括佛典里的四大困难。所有的问题不仅困难到无法给予满意的答案，也需要引用出处加以举例来解释，这使得它们变得更加困难。」在显示他审慎地接受这些问题之后，马哈希尊者接着才提出令人信服的答复，让邬明雪感到完全满意。
马哈希尊者给的答复，必定十分扎实，经得起当代教育的检验，因为马哈希尊者完全有能力论述佛典与自然法则，能够就佛法与自然法则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回答清晰、善巧且准确，就像一道光线以其光芒驱散黑夜幽暗。所呈显的答案，简明易懂，让一般人易于掌握关于过去世与未来世的知识。极引人注意的是，关于母胎中怀孕一事，他解释了西方医学和佛典两类说法的关联。至于疾病与犯杀生戒和其业果的答案，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加以阅读。
收到马哈希尊者给的答案后，邬明雪医师再次前往请求尊者为他说明尚未十分清楚的问题。尊者也给予进一步的说明。邬明雪满意地获得他想要的所有答案后，[201]为了一般大众的利益，在公元1958年将「问与答」整理出版成书，名为《生命的问题》，由他的家人出资印行两千本流通，作为法的礼物。
